文|大观

(资料图)

编辑|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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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数字经济的出现与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进步，生产的数据化、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新的经济范畴也不断出现。

数字劳动未能彻底摆脱资本逻辑的支配，数字资本也在不断积累积聚的过程中，引发数字霸权、数字鸿沟、数字拜物教、过度剥削与生存监控、财富分配的两极化等严重问题。

情感的迷失与异化：技术加持与数字崇拜

拜物教虽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将触角探及数字领域，实现了存在形式和样态的变化，但这一“物”无论是商品和货币还是技术和信息，其背后依旧隐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性。

在技术的加持下，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了自身的再度保存与全新扩张，每一个人都被迫卷入异化的旋涡，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桎梏。

而处在数字拜物教中的人在普遍娱乐化的平台内容和社会氛围中，其理解力、专注力、抽象力、思考力等被大量地消耗和浪费在同质化、碎片化、爆炸式的过量信息中。

人们不再思考如何创造，只是被动的接受信息，容易形成惰性思维，最终被异化成为数字劳动流水线上的机器，迷失在了浅薄的事物的表象。

因此，在对数字的盲目崇拜下，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活动和交往关系都被打上了“特殊的数据”烙印，承载着有意义或无意义的信息。

人们也无法洞察数字背后的所蕴含的社会关系本质，在无法理解“数字”的神秘力量的同时，也无法认识数字资本主义中的人，也就无法对自身的处境有正确的认知，“自我”迷失了。

透过“数字拜物教”的迷雾，需要看到的是人被数字所统治。拨开“数字拜物教”的迷雾，工人阶级应当看到“自我”具备使自己摆脱数字统治、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力量。

只有破除数字私有制，改变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分离状态，才是“自我”真正的解放。

信息的平等与失衡：数字霸权与数字鸿沟

在数字时代，数据资源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成为各国竞争逐利的关键。资本主义凭借数字化的设备在数字空间中抢占数据资源的制导权，掌握利益分配的主动权，导致严重的垄断现象及信息鸿沟。

数字霸权是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在社会领域中，少数平台寡头企业（如谷歌、微软等）通过“数据圈地”获得难以撼动的地位优势。

互联网平台和信息技术也为数字资本实现无国界的快速流动、指数增长和积累增殖开辟了高速快捷的通道，从而催生了国际数字霸权。

在数字劳动的全球化发展中，核心技术和数字市场的主导权均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而发展中国家在此方面则处于弱势。

这种技术霸权主要体现在全球贸易中，以美国为代表的数字寡头国家凭借自身的资源霸主地位优势，创设着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壁垒、技术垄断、技术封锁和技术奴役。

同时通过主导全球分工体系，控制别国经济命脉，掌握着数字产业利益分配的话语权。

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不断打压和剥削别国的数字技术产品，攫取剩余价值，以占据数字产业价值链的顶端，维护自身的垄断地位，最终走上数字帝国主义之路。

而发展中国家却因技术发展创新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被迫遭受资本的权力渗透。

但资本以扩张和增殖为第一需求，数字霸权不仅仅是经济、技术的垄断，更是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的垄断。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凭借对数字劳动国际分工的掌控权，“对其他国家进行欺侮、压迫、支配、干涉和颠覆，从而达到对他国政治经济社会进行强行控制和全面统治的目的”。

最终实现数字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数字经济欠发达地区被迫纳入了资本足以统治现代世界的权力关系中并受到数字霸权的制约。

这种不平等与恃强凌弱的现象，加剧着全球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趋势，成为阻碍数字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桎梏，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巨大影响。

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弊病。尽管现代资本主义以科技为发展引擎，利用现代科技来提升效率，增加生产率，客观上使社会总体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

但在数据网络空间中，信息数据并不是完全透明共享的资源，数字平台中的技术垄断也必然会造成贫富差距以新的面貌浮现于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数字资本寻求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剥削和增殖，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高科技、智能化发展中占取先机，也必然会造成普遍存在于国家间的信息化发展差距，体现为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

换言之，数字劳动的兴起并不会消除贫富分化，只会使之扩大和恶化，从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也称信息鸿沟，是存在于信息化技术领域之中的一种不平衡的扩张态势，具体表现在不同个体之间获取信息资源、创新与发展知识能力的差距；

不同的资本力量之间即大数字平台与小数字平台之间对技术占有程度的差距；不同国家之间对关键数据资源和生产资料掌握程度的差距。

于是，在社会领域中，便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高端科技人才和知识精英倍受社会追捧，而从事体力劳动者越来越处于“社会边缘化、零工化”并且面临随时被淘汰的局面，社会成员之间的发展机遇、能力和经济收入的差距越拉越大。

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受到严重威胁。发达国家以技术垄断和信息霸权为依托，在经济发展中投入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和知识要素。

相反，发展中国家却因传统的要素资源而难以追赶上信息革命的步伐，从而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边缘地位，最终陷入贫穷落后的恶性循环，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重大技术变革总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蒸汽机、电机的发明推动着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从手工工场到机器大生产的转变。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促使生产力来到了数字时代。

数字劳动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技术变革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增殖本质，数字劳动作为价值的最终源泉，依然摆脱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束缚。

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化技术促进了资本的新发展，数字劳动的资本主义应用也必然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数字劳动的出现与发展体现了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进步，数据化、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新的经济范畴不断出现，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治理中都体现了其变革的力量。

但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依然禁锢和束缚着数字劳动自身的发展。《资本论》作为“科学的社会批判程式”，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审查和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病灶”在于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不仅给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图景”，揭示了资本主必然灭亡的“真相”，更给了我们资本主义批判的“方法”。

当下数字劳动的发展表明，劳动剥削与监控、数字垄断和数字拜物教等仍然是“资本主义应用”的结果。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未过时，我们更要善用马克思的“批判之剑”，发现通往真正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可能性和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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